假如瞿秋白在狱中写就的遗篇,不是《多余的话》,而是类似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陈毅的《梅岭三章》、叶挺的《我的自白书》、刘伯坚的《带镣行》,或者是《革命烈士诗抄》中的任何一首诗词,以他在狱中无可挑剔的表现和舍身取义、从容赴死的气概,他都不会陷入后人无休止的争论漩涡之中,长时间背负叛徒的骂名,使他的灵魂不得安宁。
瞿秋白在《瞿秋白论文集自序》中就曾说过:“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从1923年回国之后到1926年10月间病倒为止,一直在陈独秀同志的指导之下,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胜任的,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不可一日或缓。
如今透过全面系统的复查调查,我们终于洞见了当时的真相,重拾了这位革命先烈的崇高地位。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多余的话》并未通过地下党的渠道传达出来,而是先由国民党的机关《社会新闻》发表,这导致了这份遗稿的真伪存疑。
◎李麦逊(美籍华人作家)你可控的、你努力了或许可控以及你努力了依然不可控的2020如此深刻,这世界足够复杂,却可简单分为三部分:你可控的、你努力了或许可控以及你努力了依然不可控的。所谓识时务者就是要尽力第二部分,淡定于第三部分。何谓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