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本文的关注是:一、在众多的现代日中哲学人物中，选择西田几多郎和牟宗三作为研究对象的理由，二、针对「跨文化」的进路，选择两者的伦理学说作为讨论轴心的原因，三、西田和牟在跨文化伦理学说上的可能性，四、西田和牟的跨文化伦理学说的哲学意义，特别是针对日中哲学的境遇。
牟宗三先生，字离中，山东栖霞市人，祖籍湖北公安县，被誉为近现代中国最具“原创性”的“智者型”哲学家，当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我们经常上课，把话都已讲完了，再要向各位讲话，似乎没有好的意思贡献给大家。
徐波，生于浙江杭州，祖籍江西丰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卓学优秀人才。摘 要:“圆教”本是植根中国文化土壤的佛学概念，融合了汉字“圆”的意象和佛学判教理论，是中国佛学建立自身义理体系和实现中国化的重要标志。
张程业，澳门大学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当代新儒学、现象学、比较哲学。摘 要：牟宗三在《道体学引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丁耘教授一方面接续了牟宗三的基本洞见，以四因说为基本问题来判摄中西哲学，但另一方面也对牟宗三提出了三个主要批评：1.误认乾元；2.以心统天；3.重流行而无主宰。
马士彪，山东临清人，哲学博士，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暨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助理研究员。【摘要】牟宗三将西方传统形上学和儒家义理同时规定为“实有形态”，对于这一界定背后的理论动机以及可能引起的概念混淆，学界鲜有探讨。
作者：王学丽（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知识儒学”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象征性地位，昭示着中国知识分子在对比、摄取、转化、消融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取得阶段性成果，奠定了中国儒家学者在学理层面与世界哲学对话的根基。
作者：龚晓康（贵州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哲学重视德性的涵养而轻视知识的获取，挺立了道德主体而未能开出认知主体。但这种说法其实值得商榷，因为荀子已经注意到知识的形成有待于主客的分化，“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
自孔孟之后，“董学”算是新儒学，宋明理学也算是新儒学，现代的熊十力、梁漱溟、牟宗三等也是新儒学，不过梁漱溟牟宗三所代表的的这批新儒家和之前的孔孟、董学、宋明理学有什么先进的地方，思想有何新发展，体现在哪些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