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董牧孜2020年，是费孝通诞辰110周年。提起费孝通，人们往往首先想到他的代表作《乡土中国》。然而，费孝通的思考远不止于此。作为“三朝老人”，费孝通经历了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的剧烈变动，在中西方文明之间不断求学游走。
并不是说我们不要自然科学， 我的意思无非是说， 在21世纪里， 那种曾经产生广泛影响的、西方中心的“天人对立论”， 有必要也有可能得到纠正， 而在这个反思的过程中， 中国文化的研究者要承担起自己的新责任。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再完美的人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份遗憾或者不如意，普通人是这样，名家亦然。在民国就有这样一位名家，他事业宏伟，名声大噪，只是偏偏在这男女之情上，早早就尝过了爱情的苦头，明白了爱而不得的痛苦。
在上篇我说家族在中国的乡土社会里是一个事业社群，凡是做事业的社群，纪律是必须维持的，纪律排斥了私情。这里我们碰着了中国传统感情走向的基本问题了。在上篇我虽则已说到了一些，但是还想在本篇里再伸引发挥一下。
在二十世纪的人文学者中，几乎无人能像他那样把学问做到浅近而平易；无人能像他那样将“学人话语”化为“经世致用”的行动；而且无人能以一生的心力，像他那样孜孜不懈地追求并且实现着“富民”理想。这个人，就是费孝通先生。
“走一趟，写一篇”，以调查的形式来探寻中国改革发展的道路，是费孝通学术生命的真实写照，他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是中国社会学的一代宗师。“费孝通”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学术思想、人文精神和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一直在被反复叙述和书写，显示着丰富的生命活力和精神内涵。
文明现代性作为一个标识性概念，提供了认识现代性的一种历史框架，即深入到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多样性相统一的问题域来界定现代化的历史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经历了“器物—制度—文化—文明”的历史转变，是一个逐步深化的历史进程。
因此，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华人人类学，必须立足中国实际，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把研究回答新时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为主攻方向，从当代中国伟大社会变革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以更优秀的成果贡献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