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刘少奇同志曾对五种经济成分进行了定位:“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十分接近社会主义的经济，合作社经济是各种不同程度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是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基础，小商品经济及半自然经济则是一种动摇的力量”，并对新中国经济建设提出:“在目前及战后最初一个时期内，因要急于医治战争创伤，恢复被破坏、被隔离的经济生活，一般来说，前述五种经济成分，除开那些投机操纵的经营及有害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经营外，都应加以鼓励，使其发展。
从历史的高度上看，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毛泽东管理国家和经济的能力，是前无古人，划时代的。而且还仍然处在“战争状态”，经历了朝鲜、越南、印度、中苏边界大军压境抵御战争及西沙海战、和东南沿海反美蒋入侵，国际的全面经济封锁禁运和外交孤立政策以及国内地富反坏右叛特(国民党反动政府留在大陆上的政治土匪有200万，伪军汉奸陈壁君之流的数量大约是118.6万人，反动党团骨干、特务分子120万。
“银元之战”可以用强制手段解决，而“米棉之战”则只能用经济手段解决，因为吃饭穿衣是实打实的较量。投机资本家也并不甘心在“银元之战”上的失败，他们瞄准了“两白一黑”市场，即大米、纱布和煤炭，这三种物资对应着三种领域，即吃、穿、用。大米针对城市，因为粮食产自农村，但城里人要吃饭。
人民政协的召开和开国大典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国家各方面的方针政策，规定了新政协的性质和地位。
确实是这样，近几十年来，一些公知、精英对建国后前30年一个总的评价就是“只讲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抓经济建设”，这实际上是对前30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曲解，这种论调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后代会产生一种严重的误导。
周末和朋友去郊区爬山，山脚下是一片波光粼粼的水库，碧绿的湖水倒映着蓝天白云，几只白鹭悠闲地掠过水面，构成一幅静谧美好的画面，朋友指着远处巍峨的大坝，感慨道:“这水库可是当年修建的，真是难以想象，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是如何完成这样浩大工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