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元旦，我终于回到了祖国，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临时大总统就职仪式，宣布了中华民国的成立。然而，一开始我的理想都城并非南京，早在1902年，我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成功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新的国家，我希望把首都设在伊犁。
1897年，孙中山先生就与日本友人谈论过推翻清政府后的定都问题，当时考虑的是“一都四京”，他认为中国那么大，定都后，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再各设一个京，这样既利于管理全国，又能分担首都的压力，重要的是这种做法是有史可依的。
孙中山关于中国首都的曾有一句有名的豪言：此后建都，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视其规摹远近而已。翻译过来是，中国若想本部安定就定都武昌（武汉三镇之一），想民族和谐就定都西安，若要雄踞亚洲则需定都伊犁，至于具体定都哪里，则要根据中国的实力而定。
我们来回顾一下当年国M党选择首都的一段插曲，孙中山说“金陵犹不可宅”，在中国的东部，地域上离上海太近，在经济和政治上非常容易受到洋人的牵制，并且这里鱼米之乡，秦淮河畔，歌舞升平的地方，在这里咿咿呀呀的温柔乡里，容易削弱奋斗者的斗志。
文|胡一舸编辑|胡一舸前言都城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既是政局稳定的晴雨表，又是国家对外展示风采的重要窗口，还是引领主流思想文化、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所以，从古至今，无论中外，对于首都的选择从来都不是随随便便的小事，甚至有时还会因为局势的变化以及战略的调整而进行迁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