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开泰图片：邓长春编辑：寻宽觅窄1942年燕京大学在成都复学，代理校长梅贻宝费了不少心思，请到陈寅恪、李方桂、肖公权、吴宓，被人们戏称为燕大的“四大名旦”，直到晚年这还认为是梅主持燕大时最重要的建树，“不但燕大学生受益，学校生辉，即是成都文风，亦且为之一振。
读陈寅恪书信，只感到饥寒交迫，又贫且病:抗战初期滞留香港大学，每周两小时课，要说可以有很多时间用来搞学问，但是他和妻一起生病，轮流看病，因为除了吃饭并没有余钱够两人同时吃药，只能一人治个差不多，另一人再治，因此常年不得痊愈，而旧病未去，新病又来。
陈寅恪的同代人对其外文藏书多有记述，比如朱自清在其1933年3月4日的日记里就提到:“晚公超宴客，座有寅恪。公超、寅恪各谈所藏西书善本，寅恪谓有《亚里斯多德集释》一种，时价值二三千元。又谈孔云卿先生每日读拉丁文籍。”陈藏《亚里斯多德集释》不知为何书。
潮新闻客户端 杨新元一在中国史学界，陈寅恪先生是一座令人仰视的高峰。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兹全先生曾说过：“陈寅恪师是继《资治通鉴》的作者、宋代司马光之后近一千年来，又一伟大的史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