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以及其鲜明的观点，他看不起那个拗相公，他的变法没有使得他的祖国更加的强盛，相反的国家陷入了可怕的党争之中，最后北宋这个最牛的大家苏轼成了这场变法最大的牺牲品，没有完全能发挥出他的能力。
这不，我翻开《苏轼诗集》一看，这些诗写于杭州，活活泼泼的每页上都写着“吃喝玩乐”几个字。苏轼曾两次来杭做官，第一次是宋神宗熙宁四年到熙宁七年，任的是二把手杭州通判，第二次是宋哲宗元祐四年到元祐六年，这次是任一把手杭州知州。
元丰三年的二月初一，三匹官马从湖北岐亭方向而来，朝南边的黄州城而去。女学者方星移向封面新闻记者聊起了苏东坡在黄州生活的点点滴滴，她是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苏东坡在她眼中的印象正如林语堂教授所言的那样，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