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相生是六八届初中毕业生，他曾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插队落户生活了十年，到了1979年春天才回到天津。当年一起去插队落户的几十名同学，郝相生是最后一个回城的人。当年下乡插队时，郝相生刚满十六岁，还是一个懵懂无知的青少年。
天津知青插队李城文革动乱略有平息的1970年，中央一声号令，在全国各个城市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高潮。天津市一批批知青扛着红旗，打着背包，挎着书包，熙熙攘攘涌向火车站。随着一声震耳的鸣号声，上车的知青挤得水泄不通。
常启和尹一楠是天津知青，也是一个连队的战友，在共同的生活劳动中互生好感，也又因为是天津老乡，两人渐渐地走到了一起，成为了一对恋人。从1975年兵团归地方以后，有门路的知青就陆续地开始调回了城市，一时闹得人心浮动，纷纷找门路离开牧场。
２月１７日，天津老知青欢聚一堂，拍照留念。新华网发（赵惠祥 摄）２月１７日，天津支援云南边疆建设财贸职工欢聚一堂，２００余位当年到云南边疆援助建设的支边青年从全国各地齐聚津门，回忆往事，重温曾经的奋斗历程。
我写了很多在知青大返城中，战友们是如何离开内蒙兵团的回忆文章，可以说，在1977年前，很多知青并不知道自己将来的出路在何方，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处于美好青春期的知青们，在共同的生活劳动中，很多人开始谈起了恋爱。
1976年是我们到内蒙兵团的第六个年头，这六年当中，兵团发生的变化太大了。首先，1975年兵团体制改变，移交内蒙有关盟市管理，现役军人返回原部队，团部改成了牧场，我们43团改称宝日格斯台牧场。 其次，随着兵团的改制，战士们原来的美好理想破灭了，精神支柱倒塌了，前途变得一片渺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