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桌上，周荃也宣布了一个大消息：“我也要走了。”“啊？”大家都很意外。周荃笑了笑，说：“我今年没考上，估计明年就更难了，明年参考的大多都是应届生，我比不过的。”周荃说：“但我跟向东想的一样，我不能永远待在这个地方，所以哪怕回城去做盲流，我也要回去。”大家听了，倒是也能理解。
1979年2月，我在黑龙江省抚远县前哨农场16连任副指导员，已经下乡4年5个月。先去了组织科，邱干事和金干事都在，我拿出了接班返城手续，邱干事接过去看看，笑着说:“杨立伟，我猜得一点不错，你问金干事，我早就说过，杨立伟这次回来，一定是带着返城手续的!”
1977年6月的某天清晨，李俊站在四合院门口，内心感慨万千，距离他穿越到这个世界已经4年了。李俊，前世是燕京中医药大学的硕士，因为劝表弟学医，结果被一道雷给劈回了七十年代。而这具身体原来的主人也叫李俊，家住四九城南锣鼓巷红星四合院，对，就是那个禽满四合院的四合院。
1978年，中国社会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前夜，知青问题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难题。全国有超过1700万知青滞留在农村和农场，他们渴望回到城市，但当时的政策却让他们陷入困境。知青们不仅面临着艰苦的生活条件，还面临着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
据统计，截至1969年2月2日，全县高中、初中三届毕业生中除家居农村学生5627人全部返乡外，具有城镇户口的134名学生和外省、西安市132名知识青年，分别安置在东赵、瓜坡、赤水、杏林、莲花寺等5个公社的11个大队17个小队集体插队落户，华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1980年10月29日下午6点，北京火车站迎来乘车高峰期，无论是站内站外，到处都是提着大包小包的旅客在候车。人们都着急赶路上车，或是三五成群，或是十几人扎堆议论，正聚在一起闲聊侃大山，嘈杂而又热闹。突然，站外的人们听见“轰隆”一声震天巨响，划破天际，霎时感觉整个地面仿佛都在抖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