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分封制日渐瓦解，统治阶层穷奢极欲，老百姓苦不堪言。孟子赓续孔子的君子“仁”学，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仁政思想，引导人们成就美德，成为向善向上之人，最终实现“天下定于一”“万物归于仁”的理想社会。得其心者，斯得民矣。
孟子的“性善论”长期以来被误解，说这是“人治”的理论基础，所以中国文化无法发展出“法治”，而信基督教“原罪”和“性恶论”的“西方”，不相信人性可靠，所以发展出用法律约束人性恶的“法治社会”。《孟子·告子上》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
关于孟子性善论，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一般的理解，就是《三字经》的“人之初，性本善”。也有学者认为恐怕不是这样。性善论应该是性向善，性只是有个善端，有了善端的话，扩而充之，才发展出了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梁涛教授的看法是，孟子是以善为性论。为什么这么讲？
最近，由孔子研究院、孟子研究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清华大学历史系等单位共同主办的“性善论的全球视野暨《古今中外论人性及其善恶：以孟子为中心》新书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孔子研究院等高校和科研
《孟子·告子上》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以及《孟子·滕文公上》所谓“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而且“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在一些人看来，人性善成了天然而然的本性，而不是教育灌输的结果，难以让人信服。
这种从道德范畴理解孟子的“性善论”，不能算错，但孟子的性善论还有更为深层的含义。就《孟子》文本来说，善的最终考量标准要落到为政者是否尽到了“民之父母”的责任之上。为民父母，要有“不忍人之心”。如果有人突然看到一个小孩要掉到井里，立即会激起“怵惕恻隐之心”。“怵惕恻隐之心”，是人看到他人或者其他生命面临死亡或危难时，内心受到刺激而产生的疼痛感。孟子发现，这种“不忍”之心就是人的潜在善根，是人的本能，“良知良能”。孟子讲的“求放心”，王阳明讲的“致良知”，皆是以此为根底。《孟子·梁惠王上》记载，孟子到齐国，劝齐宣王“保民而王”。
战国时代，分封制日渐瓦解，统治阶层穷奢极欲，老百姓苦不堪言。孟子赓续孔子的君子“仁”学，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仁政思想，引导人们成就美德，成为向善向上之人，最终实现“天下定于一”“万物归于仁”的理想社会。得其心者，斯得民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