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秋，我从航校毕业跑完西欧航线公休期满，公司来电催我到上海上船。随即，我从老家写信告诉知青女友，让她请假从南通第一棉纺厂赶回上海，陪我这个毛脚女婿登门拜访。那日，太阳西斜，女友如约，早在阜民路上石库门弄堂口迎候多时。“见面要叫阿爸姆妈。
4月5日，《新民晚报》“夜光杯”发表了我写的短文《那千千万万的平常日子》。我用没有任何修饰的白描，大白话地记叙了我目睹耳闻的上海人最平常的核酸检测、大白和居委会的抗疫小场景。没想到1500来字激起了想象不到的社会反响。
夜光杯的读者、作者、编者齐聚市民读书会，讲述自己与夜光杯携手走过的光阴故事。市民读书会现场夜光杯是上海符号，是上海百态；夜光杯里有上海味道，有上海气韵。昨天下午，市民读书会第二十四场活动：读者•作者•编者《爱夜光杯 爱上海·2021》新书发布会在邬达克纪念馆举行。
我是“夜光杯”的外地读者。“夜光杯”的文章题材广、内容杂，融思想性、生活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作者名家荟萃，大家云集，我从中学到了不少知识和写作技巧。我也时常与“夜光杯”的作者联系请益，如陈子善、蒋力、韦泱、赵宗彪、周华诚等老师。
1982年，新民晚报复刊后，从我父亲起，我家三代人又从读者变成了作者。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从事陶行知研究，撰写陶研文章，开始向新民晚报投稿，从写陶行知，到写散文、杂感、艺术评论、纪实作品，至今已30年。
三月十二日，上海全市进入网课状态；四月一日，我和浦西所有晚报读者一样居于封控管理。这么长时间处于无法亲密接触纸质新民晚报、不能见到以往每个夜晚都可以品茗相伴的夜光杯，我一度很不适应地不安起来。我的不安，还在于担心年幼学子、年轻教师群体及家长们的心理波动，需要积极应对的成长良方。
“《夜光杯》美文征集活动”的活动设计很别致，主办方把活动场地放在多伦路文化名人街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置身于94年前鲁迅演讲的地方，顿时有强烈的时空穿越感：古旧简朴的讲台，写满粉笔字的小黑板，以及孩子们合唱《卖报歌》，迅速将我们拉回到90多年前的历史氛围之中。
我喜爱写作，警察有这个爱好，有百利无一弊。警察必须具备细心观察与准确描述大千世界的能力；同各色人物打交道、遇光怪陆离事件，写作恰是一个合格警察的基本感官训练。更何况，有人文情怀的警察，老百姓通常喜爱。缘此，我笔耕不辍。
1983年9月14日，拙作《我为“遗憾”补课》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上发表，岁月如梭，转身已经整整40年了。在”文革“中，我的一位邻居悄悄地将一本抄家漏网的书送给我。这是一本薄薄的书，书名叫《上海名胜掌故》，说的都是上海老城厢的历史故事。
回忆，钩沉，畅谈，热烈而深切。今年三月的一个下午，去六院配药。忽见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骑车从眼前掠过。几步开外，恰有个公交站，上下车人多，挡住了自行车的去路，这才让我有机会看清楚。是他！我的小学同学孔强新！于是扯开嗓子大呼其名。一连三嗓子，直喊得他和周围人都回了头。
《居延汉简·图版之部》中所有的照片都是沈仲章的作品。沈爷爷为这批图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图｜沈仲章我称沈仲章先生“沈伯伯”。沈伯伯的女儿沈亚明是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78级同班同一寝室的同学，四年同窗，去过武康大楼的沈家数不清有多少次，当然对沈伯伯的音容也熟悉得很。
疫情，虽然锁住了春天和初夏；但绝对锁不住我们热爱文学的心灵。五月，我们展开了线上国际诗歌鉴赏月活动；成功地交流了对雪莱、普希金、阿多尼斯等十多首国际著名诗人经典作品的感知。同时家长们纷纷要求延伸鉴赏，即增添优秀童书作品的阅读份量。这时候，晚报夜光杯及时提供了书单。
4月7日，捧读新民晚报星期天夜光杯封面人物《陈平原：闻窗外事，读圣贤书》一文后，勾起了我对往事的追忆。因撰写《报人赵超构》的缘故，多年来我与陈老师的爱人夏晓虹教授有过联系。她给予我很大的帮助，让我从中发现她的父亲与新民报的历史渊源，还有跟老社长赵超构的深厚情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