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藏经洞中发现了敦煌遗书，出土了公元4至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展现了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等多方面真实面貌，因此，名列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四大发现”之一。
仪凤元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文书学研究 杨建虎 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曾讲：“一时代之学术，必有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1]学术的预流，需具备新方法，或有新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