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方面定于1919年1月份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解决战后事宜。中国作为参战战胜国之资格参加了巴黎会议，当时的北洋政府经过精心准备，组织了了一个由50多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和会。
1897年，德国政府以“巨野教案”为借口，派出四艘海军巡洋舰驶入胶州湾，而此时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早已被洋人的坚船利炮吓破了胆，一再下令山东巡抚忍让躲避，而山东巡抚也执行了这道命令，放弃了抵抗，让德国军队兵不血刃占领了青岛，第二年，也就是1898年3月，清政府和德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胶澳租界条约>，条约规定德国租金青岛99年，胶济铁路的建设权和沿线矿产的开采权都归德国所有。
巴黎和会，这个诞生于20世纪初期的历史性国际会议，其重点在于起草签订凡尔赛条约，设立了国际联盟，以维护世界和平。然而，这份充满期待的协议却成为了外交失败的标志，让人们重新审视国际关系的本质。本文将围绕这些关键点进行深入探讨。首当其冲的问题便是国际关系的不公。
自近代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损失种种权益，遭受种种屈辱，因此，威尔逊的一系列主张，在中国各阶层引起强烈共鸣，人们都庆幸着中国能够跻身于战胜国的行列，指望在不久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能够把将近80年的屈辱历史洗刷一新。
《觉醒年代》剧照 巴黎和会中方外交代表顾维钧1919年，巴黎，深夜。战胜国中国的三位外交官陆征祥、王正廷、顾维钧，一边无助地守候着电话，等待美英法在最后一刻施舍一丁点儿的同情，一边含泪笑谈“咱仨如何死好呢？”是土葬呢？还是水葬？要不然火葬得了。
1918年冬天，人们正沉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喜悦中时，31岁的民国外交家顾维钧正在为妻子的去世而深深悲痛，此时，顾维钧接到了一个命令，代表中国前去参加巴黎和会，到达巴黎后，中国代表团就遭遇第一个不平等的待遇，每个国家被分为三等，英、美、法、意、日划为一等分有5个席位，一些新成立的国家划为二等，中国被划为最后一等，虽然作为战胜国，西方列强还是把中国看的很低，只给了两个席位。
1918年11月14日，北洋政府宣布：全国放假3天。这一天，人们在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成为战胜国，虽然这次胜利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于是，北京旌旗招展，光彩照耀，东交民巷至天安门一带，游人更是摩肩接踵。
在会议召开前的五个多月，当英国的帝国会议讨论是否续签即将到期的英日同盟条约时，参与讨论的各方，包括英国的自治领地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无论赞成或反对续盟，均认为不应局限于英、日两国的范畴来考量，由此便萌生了召集太平洋列强以及与太平洋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各国一起开会的想法，以期寻求一个通盘解决方案。
因为美国这个新兴大国想在亚洲稳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联手一个亚洲大国，很显然日本不是最佳选择，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了大清朝，又在日俄战争中消灭了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日本是要独霸亚洲，不会允许美国的介入，所以美国人选择与中国人“联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