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文章前辛苦您点下“关注”，方便讨论和分享，为了回馈您的支持，我将每日更新优质内容。文 | 南柯归洵编辑 | 南柯归洵【前言】中国作为礼仪之邦，向来都是“行的端、坐得正”，即使要打仗，也绝不会如同日寇一般搞恶意偷袭，我们只会走大道煌煌，并且还会提前给予最严重的外交警告。
毛泽东在多个场合使用过这句话，例如 1949 年1 月 14 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对于战犯，除了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之外，凡属国民党省、将级以上的军官，包括已经起义或可能起义的在内，一概不加逮捕。”并且严正警告蒋介石:“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有望实现，这是中国人民的一大喜事。
在这样的背景下，虽然高端的外交斗争往往采取最简单的泼妇骂街等方式，但代表国家意志的外交辞令必不可少，尤其是我们这个历史源远流长的文明古国，不说每个字都有着令它国望尘莫及的厚重历史，起码得有比对方爷爷还年长的岁月积淀，可以说绣口一吐，就是你先人的。
关于使用笔名发表意向性文章，并为后续重要行动埋下伏笔，近六十年来有过五次:第一次，《人民日报》1962年9月22日发表社论《是可忍，孰不可忍》，文章最后一句话指出:“局势是险恶的，后果是严重的，我们要正告印度当局，勿谓言之不预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