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35年1月中旬召开的遵义会议让被迫“赋闲”的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军事决策核心，那紧接着的四渡赤水这一役对于检验毛泽东能否带领红军扭转战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此时红军面临的局势，远比湘江之战更加险峻。
1935 年3 月中旬，干部团在贵州茅台附近三渡赤水时，担任渡河两岸的警戒、掩护任务。这时敌人向川南集中，以为我们要北渡长江，我们却改变以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来了个出敌不意，又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了。
1935年的1月19日~5月9日，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明领导和正确指挥下，以千里赤水河两岸的崇山峻岭为主战场，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赤水河两岸广大地区，指挥3万中央红军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灵活机动地变换作战方向，创造战机，牢牢地掌握战场主动权，有效地调动和歼灭敌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40万大军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取得了北渡金沙江这一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是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
时间来到1960年5月，在二战中指挥过诺曼底登陆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在见到毛主席后，身为一代名将的蒙哥马利忍不住表达出对毛主席军事指挥才能的深深惊叹:“阁下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
遵义会议后，中革军委根据蒋介石围追红军的新部署以及刘伯承、聂荣臻在遵义会议上提出的“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在川西北建立新根据地的建议”，调整了原定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于1935年1月20日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做出由黔北地区经川南渡江入川并争取赤化四川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