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那年刘道玉先生担任了我们武汉大学的校长，正好我就碰到了一个毕业分配的问题。那么当时不像现在双向选择、自主择业，那个时候是由国家统一分配的，那我就遇到一个问题，按照当时的分配制度，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来的学生原则上要回原地区，已经结婚的原则上要回配偶所在地区。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纯科学是属于无用之用，实为大用之科学。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读过一本名为《科学:无止境的前沿》的书，是范岱年先生翻译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是美国著名的科学技术管理奠基人万尼瓦尔·布什。
《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近日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提出了“教育的创新理论体系”和它在中国当代教育事业中的地位与作用，更是抓住了中国当代教育发展中的根本问题，极有启发性，而且从这一问题的探讨，到具体在现实中的运用，且使这个问题成为中国教育改革中的一个热点，刘道玉功不可没。
在那个短暂、激越的年代，中国的改革地图上群星闪烁，如果说改革的政治中心是北京，经济中心是深圳，鲜为人知的是，在武汉的珞珈山畔，也同样在进行一场对中国影响深远的教育改革——刘道玉与他所在的武汉大学锐意革新、成果辉煌，被称为“刘道玉时代”。
今天又是我们相聚的好日子，家有老是个宝，“珈”有刘老，山有镇山之宝!刚才听了老校长在《刘道玉著作全集》编纂启动上的讲话，他说:我为什么著作比同辈校长、教授多，原因不是我比别人聪明，而是我比他们勤奋、胆大、敢为人先，敢说别人不敢说，敢为别人不敢为!
2020年的某一天，我突发奇想——自从1929年武汉大学开始在武昌珞珈山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校舍建设以来，迄今已有9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90多年里，从王世杰到窦贤康，武汉大学总共经历了前后18任校长，其中，绝大多数校长在自己或长或短的任期之内，多多少少都给这座号称中国最美丽的大学校园分别留下过一些大大小小的校舍建筑，换句话说，武汉大学校园里的每一处校舍建筑，都是在某一任或某几任校长的任期内进行或完成建设的，从而也就非常直观地成为了历任校长“政绩”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