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中国,大地还复苏阵痛中摸索,三年自然灾害阴霾尚未散去,农村经济百废待兴,人民温饱问题仍是摆面前严峻挑战,生产队集体劳作模式,经历大跃进狂飙突进后,逐渐显露出其弊端,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温饱问题依旧困扰着千家万户。
随着历史的推进,新中国开始建立,新中国的建立不仅仅是成立了一个新政权,新中国和以往任何时代政权不同,因为它是一个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国家,人民大众是国家的主人,生产资料是归国家所有,这是中国历史上五千年来所从来没有的,可以说是划时代的。
在毛泽东看来, 安徽实行的“责任田”不失为解决平均主义的一种办法, 可以一试。在安徽大搞“责任田”时, 其他一些地方也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9月,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在一份关于各地贯彻执行农业“六十条”的情况简报中说:“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农民对集体生产丧失信心, 以致发展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等变相恢复单干现象。”毛主席对“责任田”的态度发生变化。1961年9月, 毛主席在河北邯郸找河北、山东省委和邯郸、石家庄等5个地委的负责人谈话, 了解农业“六十条”的贯彻情况。河北一些地方实行的“分配大包干”, 让毛泽东很受启发。所谓“分配大包干”, 就是大队从各生产队的总收入中, 提取农业税、公积金、公益金、生活费和管理费之后, 剩下的都归生产队。
1962年2月,毛主席给田家英指定了4个地方:湘潭韶山、湘乡唐家坨、宁乡炭子冲和长沙天华大队,让他下去调查。毛主席对调查小组指定提出了几个希望:到达地方后,要和干部紧密结合,不要瞎指挥,不要带着条条框框下去,参加轻微的劳动。
说到“包产到户”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总会有人出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粮食丰收和农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水利基础建设、农药化肥大批量生产、育种技术广泛应用、农业机械化的广泛普及等等所起的作用,和包产到户责任制关系不大,因为几千年中国都是单干,农业也没有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