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看完了阎连科的《我与父辈》，描写了父亲、大伯、四叔三位父辈。大伯家有八个孩子，大伯不识字，有一辆织袜子的洋车，靠着这辆车换来一家人的吃穿用度，紧衣缩食也不够，但每次走街串巷回来，都会买一些糖豆回来给家族里的孩子们分发，发糖的先后顺序是按照由远即近，最后是自己的亲生孩子们，因每次都不够发，总会有自己的孩子看着别人吃糖、吹糖纸而流露出羡慕的神情。
而在阎连科所有的散文里面，《我与父辈》无疑是里面最诚挚动人的一本，因为这本书是阎连科一次心灵的忏悔和赎罪，是他用真情和泪水浇灌出来的，不为任何奖项和声誉的心灵之书，用阎连科本人的话来说:“在我所有作品中，《我与父辈》是一颗钻石。”
就会发现，这世上几乎存在两个阎连科。近五年中的大多数时候，阎连科生活在香港。大致从2010年起，他自己最为看重的小说作品，多在海外出版，而在内地，去年，他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速求共眠》，动静不大，最近又出版了长篇散文《她们》，倒是备受好评。
写小说时我不会考虑任何读者，我希望小说有难度，它的故事、它的人物、它的思维、它的叙述方法一定和从前的我不一样，和中国作家不一样，也希望和以往的作品都有差别。如果没有这种难度和差异，就调动不起我写作时的情绪。所以我经常说写小说就是一次自我的重生。
热门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和热播剧《三十而已》，引发了大众对都市女性群体当下生存境况的关注。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让阎连科宅在家里几个月，看书、写作是每天的日常，当然还会陪着家人看电视剧，“好多年没看电视剧了，看了《新世界》《安家》，还不错。”有了整块的时间，没了外界的纷扰，创作效率更高，“写得更多也更快了，一部长篇小说很快就写完了”。
今年的四月十七日，我随意大利的国家电视台，回我老家拍一部关于我的成长与写作的纪录片。因为这件事情，又想回去看看母亲，也就怀着一种对拍摄的感念，领带着一行几人，赶着绵绵细雨，从北京到了田湖。这也才渐次突兀地感觉到，田湖还叫做田湖，但已经不再是我记忆和写作中的那个田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