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建群1991年暮春，我去北京，火车马上就要开了，我的右手靠窗户的位子还空着。我有些担心，怕会是个满身雪茄味的粗鲁的男人，或是一个有着琐碎的自尊、处处耍些小聪明的世故女人，我希望会遇到一个聪明的、年纪轻一点的、个头小一点（这一点是为着我着想，座位本身就够窄）的女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