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第三回中，面对废立幼帝的董卓，袁绍当面与其对峙，拔剑相向。初读此章，只觉董卓飞扬跋扈，但当我们更加了解汉末政局，便会发现，袁绍所代表的正是“后党锢时代”的士大夫群体，他们有三个鲜明特征：谋求与皇帝共治天下、敌视宦官、注重军事力量。
当今国学研究对于中原集权转制力量一路高涨的解释，大都强调社会势力与皇帝个人品行对于制度的影响。钱穆认为，就历史现实而言，相权地位之所以日薄西山，与宰相背后所代表“士人政治”的社会势力衰落有关。观中原士大夫对治理的影响，一在清议，二在门第，两者缺一不可。
纵观历朝历代，中原大地通行君主集权制度，虽然程度因朝代的不同有异，但治理上似有一条通律：只有治道，没有政道。政权归皇帝所有，而治权则分属君权与相权，且因时代的不同互有消长。在汉唐时期，治权在于宰相，相权对君权尚有制衡之力。
关于宋代“不杀士大夫”的传统，历来存在两种极端评价: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文明史上君臣共治、尊重士人的典范，甚至暗含“君主立宪”的雏形;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跳出非黑即白的思维，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心理等多维度展开剖析。
譬如，唐朝是皇帝，衍圣公，宰相三权分立，而行政机构，中书省、 尚书省、 门下省。正因为三个角的相互制约，才能达到一个政治上的基本均衡，而在现实中，这样的均衡却并不是都体现在政治结构上，俗话说鼎有三足，所以才能三足鼎立，而放眼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维系时间很长的，基本都是南北对峙或者三分天下，尤其以三分天下居多，那些真正意义上的乱世群雄，其实并不能维系太长时间，只有三个国家相互掣肘，才是维持政治稳定的极佳方式。
张向荣曾以《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剖析西汉政权的覆灭，这一次，在新作《三国前夜》里，张向荣着眼于东汉皇权的崩解，以一种群像式的写法去还原当时的士大夫、宦官、宗室以及群雄之外普通人的观念乃至时代风貌，以此来回应“东汉何以衰亡”的问题，并进而追问了东汉的统治基础——“秦制—儒教”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