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来自上海的知青名叫居鸿昌，知青又指知识青年，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但在1968年往后的十年时光里，知青的命运不并不像我们如今社会里的知识分子一样美好，那个时候的他们只能去上山下乡，从城市去往农村生活和工作，去帮助农村的生产和发展。
之后8年间，随着父亲工作的内迁，全家不断往长沙、武汉、重庆、昆明转移，直到抗战胜利由昆明回到上海。1948年初，由于父亲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正遭搜捕，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撤往香港，母亲和我们弟兄也随之离开了上海，到江苏太仓老家和祖父母一同生活。
东方网记者熊芳雨、汪伟秋12月13日报道：70岁的李凤吾每年冬至都会去祭扫他在崇明红星农场时认识的朋友们。奉贤区海湾园长眠着不少知青，并连续9年举办“永恒的青春祭”公祭活动，为知青免费落葬。今年因疫情防控需要，这个周末李凤吾错峰前来，带着鲜花和深深的缅怀。
1972年，鉴于我曾有过新疆喀什矿山机械制造厂的工作经历，了解和熟悉机械制造，我被调到康乐农机厂任厂长兼支部书记。我在这里工作了7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来自兰州的十几个知青。他们原本在西北师大附中读书，1968年9月，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
1973年，一群风华正茂的知识青年响应时代号召，插队到酒泉敦煌。时隔48年，已步入花甲之年的老知青们重聚旧地，再忆当年情。4月6日，21位来自上海、兰州、西安等地的老知青重返酒泉敦煌，探访了48年前自己插队的知青点——敦煌市良种场。
摘要: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时，党中央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它进行科学认真的审视，几经周折，终于作出了顺应历史潮流、符合民心的决策，随之开始了席卷全国的知青返城大潮，上山下乡整体化的运动终于落幕了。
那是1969年春天，全国文化大革命处于尾声，工交处农场文化大革命也处于〝胜利结束阶段〞，多数派被〝姓胥〞控制着，成立了〝革委会〞，仍然是多数派压制着少数派，我们少数派，受压制地位还没有改变，虽然不搞批斗了，但又让我们几个人去戈壁滩挖红柳柴火，我是专门负责赶着牛车的，将柴火拉回分给各家.上级关于恢复探亲文件下来了，开始批职工探亲了，我得知这个消息后赶紧向家里写信，让姐姐发一个电报说〝母亲病危速回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