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要从基督教的分化说起:公元330年，罗马帝国的皇帝君士坦丁迁都拜占庭，把首都改称为君士坦丁堡，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向东部地区发生了转移，也使得帝国东西部地区的基督教，逐渐产生了隔阂，这就为后来的基督教教会的大分裂，埋下了伏笔。
题:熊玠:中西文化中人性善恶有别，如何演绎政府功能差异?纽约大学终身教授熊玠先生应邀为中新社“东西问”独家撰文，从观察儒学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各自对人性善恶之别的大前提出发，探讨文化对政府功能与权限定性的差异，藉此了解中西政治制度的不同，及人民对政府的期望差异。
这是久居莫斯科的宗伦先生继【俄罗斯人和中国人】之后，再次为我们立下了一个标杆:研究国际关系，只看一个国家的政治、外交是不够的，还要考察其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以至于文化、宗教、历史等多个层面，这样才能真正 “读懂” 一个国家。
博洛尼亚Studium于1088年出现之后始终是罗马教会与神圣罗马帝国争夺的焦点，学堂成立之初是由神罗皇帝腓特烈一世加持的，他在1155年发布了《Constitutio Habita宪章》保证学堂在政治上自由独立，师生的人身安全不受侵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