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方学界推出了一批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成果，比如纪若诚《亚洲边疆:清代中国云南边疆的转型》、乔荷曼《云雾之间:中国在贵州的殖民，1200—1700》与《西南边疆的合作与反抗:18世纪初清朝的两线扩张》、戴沙·莫滕森《中国统治下香格里拉的历史:滇西北藏区的记忆、认同与控制权争夺》、埃洛伊塞·赖特《重写大理:建构帝国的边疆地区，1253—1679》等。
【图书评介】我国的边疆研究起源很早，特别是自近代以来，因应内忧外患的时局变化，边疆研究已相继形成两次高潮：一次是鸦片战争前后，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繁荣；另一次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其标志是“边政学”的提出与展开。
2022年3月31日上午，国家文物局公布了“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最终评审结果。甘肃武威一座于20世纪初就被发掘的墓葬群，却在近些年来因偶然机遇，在经历两度考古发掘后，又有了惊人的新发现:该墓葬发掘出的一些唐代文物竟是国内首次或罕见的发现。
定都临安后的南宋，对杭州湾的海防极为重视，有“江淮手足也，海口咽喉也，京畿腹心也”之说，于是在定海、许浦、澉浦设置水军，后又在嘉兴府金山、庆元府向头分别创建金山水军、向头水军。金山和向头，互为犄角，各守杭州湾北、南两岸。
作为明朝西域政策的一部分，陈诚等多次出使西域，与西域诸藩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东西方交往频繁，商业贸易隆盛，明政府与西域各地方政权间的“贡赐”关系稳固发展，往来次数繁多，贡赐规模巨大，丰富了中原与西域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除却清朝说、明朝说外，现在不少人认为是从公元10世纪建立的宋朝为南海诸岛取名“千里石塘”“万里长沙”开始的，也有人认为“据可靠史料记载，南海诸岛在唐代就已列入中国的版图”，或“汉唐间中国政府已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更有人认为“中国人先秦就已经开发管理南海”。
——《辽史·营卫志》“部族上”批判。苗润博，1989年生，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由于《辽史》是关于契丹历史最为权威的典籍，《营卫志》的记载似乎又能得到多方印证，因而《营卫志》部族条常常被看作关于契丹早期史研究最核心的材料，其中的叙述框架也构成了数百年来人们认识契丹早期史的基础，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已经内化为契丹历史研究者的常识，无论遵从抑或修正，都未曾跳脱出这一叙述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