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方面定于1919年1月份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解决战后事宜。中国作为参战战胜国之资格参加了巴黎会议，当时的北洋政府经过精心准备，组织了了一个由50多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和会。
1897年，德国政府以“巨野教案”为借口，派出四艘海军巡洋舰驶入胶州湾，而此时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早已被洋人的坚船利炮吓破了胆，一再下令山东巡抚忍让躲避，而山东巡抚也执行了这道命令，放弃了抵抗，让德国军队兵不血刃占领了青岛，第二年，也就是1898年3月，清政府和德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胶澳租界条约>，条约规定德国租金青岛99年，胶济铁路的建设权和沿线矿产的开采权都归德国所有。
电影《我的1919》中，陈道明先生扮演的顾维钧在巴黎和会十人会上的慷慨陈词广为流传，百度随意一个搜索，便会把那个以“一个金表”为开始的即兴演讲词推送给你，这几乎成了大众眼里巴黎和会的象征。然而这份广为流传的演讲稿却是实打实的假货。
（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讲话）大家好，我是兰台，今天我们聊一聊1919年巴黎和会给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带来冲击。其实说是大型打脸现场挺不厚道的，但是，确实是因为这次巴黎和会使得当时知识精英们把目光从欧美转移到了苏联。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一次大型打脸事件，未必有后来的南湖泛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