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下乡的地界在东山区，那里是群山连绵，又高又多，一个山窝里就几戶人家，我们青点就在半山腰，我们刚去时就常时不时从山里发出信号弹类的东西，不久我们知青与民兵駐军组成搜山联队，都配槍，並分成十个人一组，以看见信号弹为准，进入山区包抄定点搜山，多次只搜到信号弹定时发射器，并没有搜到有关人。
去大兴安岭的火车上人满为患，不仅没有坐位，连过道、行李架、两车之间链接处都是人，甚至厕所里面也有人，有站在过道的，有坐在地上的，还有躺在行李架上的，人的密度就像电影院散场，只要你抬一下脚再落下准会踩到人，车上那叫一个脏乱差。
从八家子往前走是桦川县五七公社，离林场八里地，管辖五七、松木河、二龙山、满良、奋斗、向阳、群林等七个生产大队，协调管理佳木斯拖拉机配件厂、油厂、米厂、粉厂、粮库、供应、航运社、三轮车厂、一装、二装等十几个战备点。
公元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三日，黑龙江的天气还很冷，桦川这个不知名的小县城却热闹非凡，人们从四面八方走上大街，熙熙攘攘地涌站在县委、县政府大院外面的道路两旁，向大院里面眺望着，大院里更是人山人海，场面非常热烈。
料定命中无大事，关心雪后有梅花，春秋大义，宏观题材，已无以打动自己，更愿意读平淡故事，忆平凡往事。我父亲是农林水战线的干部，那年我们8个高中生和2个初中生的父亲都是同一个战线的就下到县桃花公社爱国大队林场，加上早二年下来的知青就有二十多人了。
那是1974年的8月份，正是夏天的一个早上，我在北方边远的山村里，开始了知青下乡后的第一次出工。我来时早已听说过，这里因为是山区，当地生产队，除了种大地的农田外，还有一项副业，就是在村子周边的山上，用雷管和炸药炸石头，然后把炸下来的石头，用马车，运送到附近的小火车站，装上火车车皮，卖给那些施工建筑工地、修路、修水库等等需要的地方。
时光倒流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们三十九位双职工子女，坚决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于1974年6月14日来到黄县诸由公社魏家村扎根落户，真正当起有文化的新型农民。
我有过两次上山下乡的经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知青而言，当兵团战士是上山下乡。可我在1969年12月赴兵团九师十三团（岗美华侨农场）当兵团战士之前，就已经有在潮安县铁铺嫌水坑龙湖公社菓林场上山下乡一年的经历了。
我叫米文举，1949年10月出生于北京，1966年毕业于北京26中，1968年9月24日去内蒙科右中旗西尔根公社本屯插队，1979年7月返回北京，被分配到北京市汽车配件公司，从此一直在北京市交通系统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