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街道干净而空旷，我走向火车站。我把手表与塔楼的时钟比对了一下，发现时间比想象的晚了很多，我必须抓紧了。这一惊讶的发现让我感到不安，对于这座城市我还不是很熟悉，幸好附近有个警察，我向他跑去，气喘吁吁地问路。他微笑着说：“你想从我这里知道路怎么走吗？
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住命运笼罩着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弗兰茨·卡夫卡弗兰茨·卡夫卡1920年，37岁的卡夫卡结识了他的一个同事的儿子——17岁的青年古斯塔夫·雅诺施。
为卡夫卡作传，肯定比为一个体育明星、一位艺术家或者政治家作传困难得多。一方面，卡夫卡短短四十一载的生涯经历极为单薄，社交圈狭窄且缺乏变化，与歌德根深叶茂、跌宕起伏，能为传记作家提供大量素材的人生有天壤之别。
卡夫卡自1910年开始写日记，到1923年为止，这也是他一生中创作最丰沛的时期。相较于他的小说，他在日记中表现得更为坦诚、自由，让我们得以一窥他独特、丰富的内心世界。本篇推送选摘自《我的确接近于孤独》。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在今年6月3日欧洲小说巨匠卡夫卡逝世100周年之际，他的一封亲笔信件开始在网上拍卖。英国《卫报》3日报道称，卡夫卡在信中详细描述了他患病期间面对写作时的挣扎与痛苦，但字里行间又独具文学性。报道称，这封信用德语写作，全篇措辞礼貌、通俗易懂且字迹工整。
这些非常不情愿听到但详细储存在记忆中的讲话，很早就让卡夫卡确信，恰恰是在市民环境中，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权力关系:哪怕是父母做的好事，也是为了起到副作用:巩固他们对孩子的绝对支配权，并使这种权力能够长久维持。
奥地利作家弗兰兹·卡夫卡的《变形记》讲述了一个推销员一觉睡醒后发现自己变成甲虫的经典荒诞故事，充满了对写作当时现实社会的隐喻和讽刺。2021年，同名改编话剧《变形记》在阿那亚首演，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