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支架的滥用，现在已经成为了心血管病人最大的隐患。对此，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在美国研修医学的胡大一教授指出，美国医生对心脏支架的使用是慎之又慎，像纽约一个做支架非常多的一个医院，水平非常高的专家之一，明确告诉我，他做支架最高他从来没有过三个以上支架，一个患者很少需要三个支架，如果真的需要这种支架一定是更好的，做搭桥一定更好，你把血管放松，这种支架你放的越多，风险一定是越大，因为支架不是一个安全的，它支架本身会会产生血栓。
2017年岁末，看了10位做过支架的患者，更加让我深感目前支架术后的随访管理服务与关爱缺失。10年前做支架的一位老年女性患者，术后回家未服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他汀等任何药物，仅服中药。她坚持认为，医生开的各种药都有副作用，不能耐受。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胡大一教授作为国内首台心脏支架介入手术的参与者，近年来一直密切关注冠脉支架集采给产业、医生、患者三方带去的改变。近期，他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进口支架比国产的要好”是一种错误的刻板印象。
做支架后患者的药物处方支架治疗不可能根治冠心病，即使急性心肌梗死经支架抢救了生命，也仅是阶段性的效果，是治标不治本的“姑息疗法”。我在门诊看到大量接受支架治疗的患者，术后无机构提供后续的随访服务，无人指导患者合理用药，停用他汀的比例极高。
在京的女儿和儿子陪老人找我需解决的问题是，患者平时快走、跑步、一口气上六楼都无不适，但因患疝气需手术，在地区与省会医院住院后，术前心内科会诊，要求做冠状动脉CT，发现三支血管都有不同程度狭窄，前降支和回旋支狭窄最重处90%。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不仅在发达国家，连印度都广泛开展，而偏偏在我国发展推广的极为缓慢。但他们与患者交代病情和建议治疗方式时都说:“您这个病啊，可以搭桥，但也可以做支架。可搭桥是全麻开胸，支架是微创的，回去想想，给个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