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里死了两头猪之后，接下来的日子里，三天两头地死，还没等过完夏荒，大大小小的几十头猪已经一个不剩，社员们这段时间经常吃死猪肉，不过猪都是饿死的，并非因病而死，没有病毒传染，人吃了煮肉还没出什么大的问题。
同样，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我们依然是“农村包围城市”，改革率先在农村突破，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动下，城市改革随后逐步展开，不断深化全面改革，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走上快车道。
目前，在理论界和社会上普遍的一种观点，认为“早包产到户就好了”，如果能够在60年代搞包产到户，甚至如果50年代不要搞农业集体化，农村就不会出现“大锅饭”，农民就将有积极性，中国人就能早一点解决吃饭问题。
回忆周总理生前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粮食问题的教诲，尤其是想到在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时期和十年动乱期间，他辛勤操劳，呕心沥血地领导和主持制定了粮食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政策，使我们两次顺利地渡过了困难，走向胜利的情景，使人难以平静。总理对粮食工作的关怀、指导和他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我们终身难忘。
内容提要:本文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出现的三次包产到户的情况，着重讲述了20 世纪60 年代的安徽“责任田”实践过程，以及20 世纪70 年代末到80 年代初的安徽家庭承包制改革，以搭建包产到户思想与实践在前 30 年和后 40 年之间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