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两宋之交，政治形式发生了全新的变化，即皇帝权力不断集中的同时，相权也被集中了起来。退闲的道德保守主义者努力探索，通过各种社会渠道，特别是讲学传布自己的观点、理论和学术，力图建立声望，扩大影响，将希望寄托于来者。
纵观历朝历代，中原大地通行君主集权制度，虽然程度因朝代的不同有异，但治理上似有一条通律：只有治道，没有政道。政权归皇帝所有，而治权则分属君权与相权，且因时代的不同互有消长。在汉唐时期，治权在于宰相，相权对君权尚有制衡之力。
根据新制度学派的理论，君权扩张/相权萎缩，中枢集权强化/地方分权弱化，国度集体主义兴盛/个人自由主义衰败，这些同期发生的现象，都不具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而且皆肇始于同一外在因素的变化——即气候环境变迁所形成的结果。
当今国学研究对于中原集权转制力量一路高涨的解释，大都强调社会势力与皇帝个人品行对于制度的影响。钱穆认为，就历史现实而言，相权地位之所以日薄西山，与宰相背后所代表“士人政治”的社会势力衰落有关。观中原士大夫对治理的影响，一在清议，二在门第，两者缺一不可。
尹嘉铨以为自己深得皇上青睐， 致仕 后上奏， 为父亲请谥， 乾隆颇不高兴， 朱批“与谥乃国家定典， 岂可妄求”， 但尹氏不知趣， 再上一本，请许“我朝” 名臣汤斌、 范文程、 李光地、 顾八代、 张伯行等“从祀孔庙”，“至于臣父尹会一， 既蒙御制诗褒嘉称孝， 已在德行之科， 自可从祀， 非臣所敢请也”。
纵观其学术著作，鲜明的问题意识、简洁的行文论述、理性的观点判断，无一不给人以深刻印象。正如他自己所言:“历史只是近乎情理的测度。它的实用是有助于思考，使思考活泼起来，从多方面的关系去看，贵在周详细密，使人不至于陷入盲从、轻信、简单化、教条式的武断与误断。”
网络上很多明粉认为，明朝的内阁大学士发展到后来就是宰相，所以朱元璋废宰相之后“明朝无宰相”是对明朝的污蔑，甚至认为嘉靖、万历不怎么上朝，所以明朝后期是“虚君政治”，只要不被满清入关打断会自然形成“君主立宪制”等等。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刚过而立之年的赵匡胤成功登上皇位，是为太祖，大宋王朝就此诞生。所谓“创业易而守业难”，对于一个新建立的王朝，百废待兴，如何有效地治理国家，武将出身的宋太祖还真没什么底。特别是之前五十年里，因为武将篡位，王朝更替频繁，如何摆脱这种魔咒，是宋太祖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