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安徽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作者舒靖南，原标题《抚顺战犯管理所见闻》本文作者曾在抚顺等地战犯管理所十三年，他在文中以自己亲历、亲见、亲闻的大量事实，生动地反映了我们党不是用暴力而是靠政策和思想教育，使这些战犯确已改恶从善、获得特救的过程，其中有些章节非常感人。
*本文摘自《安徽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作者舒靖南，原标题《抚顺战犯管理所见闻》本文作者曾在抚顺等地战犯管理所十三年，他在文中以自己亲历、亲见、亲闻的大量事实，生动地反映了我们党不是用暴力而是靠政策和思想教育，使这些战犯确已改恶从善、获得特救的过程，其中有些章节非常感人。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各地战犯管理所的将军级战犯的表现大不相同，曾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的文强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身在监内，心在监外，幸灾乐祸地唯恐天下不乱。”
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说: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一百多位将军级战犯，除绝大部分是黄埔毕业的外，还有东北讲武堂、云南讲武堂，以及留学日本、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学军事的，但却连一个会喊操的都找不出来，只好由他这个军统少将特务来喊。
1．到绥芬河1950年7月28日，我和溥仪等一行，从伯力第45特别收容所出发，乘三等旅客列车南下回国。后来我知道解放以后中国政府经过与苏联政府的交涉，才答应将我们这一批战犯引渡回国的。火车隆隆地在原野上奔驰着。我的心也奔驰着。遥望窗外，天色发暗，夜幕快要降临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如何对那些在旧社会罪行累累的战犯、特务和恶徒进行改造！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人民政府在北京、济南、抚顺等六个城市建立了战犯管理所，专门负责改造这些罪大恶极的罪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