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过生产队队长有啥补助＃ 我干过生产队长，那时候是啥补助也没有，有的是比社员付出更多的辛苦。选举生产队长的时候，公社和大队都会派人来组织选举，选举的方式是社员在会议现场提名人选，然后对人选进行投票，得票最多的当选生产队长，排在后面的3-4人就是队委。
干一天的工分值才几角钱，甚至还有一角多钱的，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少家庭还成“超支户”，欠生产队的钱。种植农副产品受限制，只能一定比例，占用农田太多的话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破坏“以粮为纲”，当时我的们生产队除了稻谷之外，在规定面积的农副产品能到圩上卖钱的，主要是甘蔗、黄豆、蔬菜、罗汉果、马蹄等，还有就是集体水库、水塘养的草鱼、鲢鱼、鲤鱼等，冬天时编罗筐…
在生产队里，不分男女，全都是社员。除了上学的孩子和年老体弱、常年有病的人之外，都要参加集体劳动。社员们参加集体劳动的报酬，叫“工分儿”。一天分三晌（早晨，上午，下午）,秋种时，晚上加班拉粪也算一晌。早晨的工分儿略少些，上午和下午以及有时候晚上加班，工分儿多些。
那时的农村农业组织模式叫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最上一级是人民公社，规模大体相当于现在的乡、镇，它既有基层政府的职能，更是一级农业经济组织，它下辖生产大队，大队的规模就是现在的行政村，生产大队下面，又分为若干生产小队，每个小队大约有一二百人，三四十户人家。
有人说生产队的时候公平公正，我告诉你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因为生产队的时候不是所有的社员都干活的，几乎有一少半左右的社员是脱产或半脱产的，就比方说一个生产队的队长、保管员、出纳员、会计、饲养员、放猪的、放牛的、放马的、还有一些看地头的、看场院的、打更的、还有一些到外地参观的、学习的、还有民兵搞训练的、还有一些生产队派出去为大队干部或者是公社干部家里干活的，比方说为大队干部种园子的、垒墙头的、盖房子的等等，这些人同样和生产队的社员一样挣工分，还有少部分人吃空饷的、不干活也给工分的，可以说一个生产队去掉这些杂七杂八的人员，你可以看一看生产队里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社员有多少，
第一天，我就割的面积从天未亮下田到中午收工时，割了一亩三分田，刚好下一块也是一亩三分田是小队妇女队长，她比我少用半个小时割完，我感觉很不好意思自愧不如，好在干部和社员还是很高评价，走出学堂第一天敢与天天摸爬滚打的人拼，虽微败也荣，我本来就是农村长大的，每年农忙季节都回生产队参加劳动，我今天也说句实话，农村就是靠工分吃饭，我大半天按面积计十三分，我就是冲着工分干活，我在不足一年的劳动表现社员选我当会计，当时我队队长还不同意，原因是另一个回乡知识青年的家人用东西贿赂了他，在大队干部的主持下，群众投票我才选上，所以我后来以高度的责任心干好会计，因为我没有任何背景和关系，只有扎实的工作，那时的大队核算下的生产小队会计业务并不多，算一个半脱产的队干部，天天为大家记好工分，每月算好社员口粮分配，各种报表，年终分配统计各种数据到制成分配表，必须一个礼拜日夜加班。
历史上，每个年代都具有自身鲜明的特征，这个特征或人物或事件或事物等，成了那个年代独有的符号，远的不说，就以近四五十年的历史来说，就有许多这样的符号，如“万元户”，成了80年代初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的符号，“下岗”，成了90年代国企改革、打破铁饭碗的符号，“红码绿码”成了新冠疫情肆虐三年的防控符号等。
我一直等着在京与你见面的这一天——沉痛悼念铁道兵籍杰出企业家汪博精战友。我们的好兄长、好领导、好战友汪博精同志因病不幸于2023年10月4日9时去世，享年77岁 ，定于2023月10月6日在湖北省仙桃市皇河殡仪馆一号厅龙祥殿举行追悼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