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恶性暴力案件，背后的两位罪犯王宗坊和王宗玮，在全国流窜作案七个月，五次成功逃脱警方的追捕。究竟是怎样的罪犯，怎样恶劣的情节，竟然让公安部发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个悬赏通缉令，又出动了3万军警进行抓捕?
和大家伙想象的不同，王宗玮、王宗坊兄弟并不是什么被逼急了杀人的老实人，恰恰相反，从始至终他们就不是什么好人，哥哥王宗坊还未成年便经常小偷小摸，1979年时更是因盗窃被判处了三年有期徒刑，1983年初才刚刚出狱，而弟弟王宗玮还能好一点，表面上是个优秀青年，成年后也一直在空军部队服役，怎么看都不像是个悍匪的模样。
那时，老百姓无论在什么场合，无论犯没犯法，只要有人喊“警察来啦！”马上就有人跟着跑，因为说句黄色笑话都可能被抓，自己也不知道犯过法没有，警察是社会上最有权威的人，也造成了一些人同政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关系紧张，是从那时开始，至今也没有解决。
1983年，当时国家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粮食短缺，而且城市里有着2000万待业青年，这些待业青年大部分都是当年响应“上山下乡”运动而来的，由于他们都是从城市来的，他们在农村大部分并没有真正学会种庄稼，返城后又没有什么技术专长，而且也没有什么学历，当时国家没有那么多的工厂，矿场安置他们。
有一种说法是，八三年的严打原因，是文革之后的社会治安恶化，其实呢？根本不是，从数据上可以看出，文革之后并没有造成后期的社会治安恶化，一九七九年以前大同的刑事发案都是百起以内，一直延续到八二年前，发案都是在百起之内，而从一九八二年后，每年发案都在百起之上或者更多。
《五灯会元》第十一卷中说：“问：‘如何是大善知识？’师曰：‘杀人不眨眼。’”有些人的恶毒刻入骨子里，一旦被周边环境影响刺激，立马就会释放体内的罪恶因子。法治社会下，犯罪案件依然不少，这并不是因为犯罪成本低的原因，而是在于从一开始，犯罪者就是人之初、性本恶的恶魔。
1983年这次严打，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次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因当时动乱刚刚结束，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一切都在恢复治理中，《刑法》也刚刚出台，一切都在治理中，社会治安一度出现了乱象，是特殊时期，严打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是在所难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