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基层教师通过媒体反映,虽然现在继续教育培训通过网上视频课的形式进行,但“内容极其乏味”,与中小学教师实际工作相关度不高,“根本无法吸引教师”,因为要计入个人年度工作考核,教师们又不得不“学习”。为了“不浪费时间”,只好在手机上打开“无人听模式”刷课,有的教师则干脆花钱请人刷课。
有基层教师在媒体报道中反映,虽然现在继续教育培训通过网上视频课的形式进行,但“内容极其乏味”、“与中小学教师实际工作相关紧密度不高,“根本无法吸引教师”,因为要计入个人年度工作考核,教师们又不得不“学习”。为了“不浪费时间”,只好在手机上打开“无人听模式”刷课,有人则干脆花钱请人刷课。
这些活动和素质教育能贴上边,但是也不大,纯粹是某些部门为了完成特定任务而摊派到学校的。诚如这位家长所言,他们是百分之百地支持学校工作,但是,学校布置的“家长作业”也忒多了,有些任务与素质教育关系不大,家长也不好意思拒绝,只能默默地配合学校,苦不堪言。
“校园侵权案中学校担责案件占比较2023年下降5.3个百分点。”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一个数据引起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曹阿民的关注:最高法报告中责任比例的变化释放了积极信号,“责任清晰,才能让学校挺直腰杆教书育人。”虽然下降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