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在世时，对于军统的管控是十分严格的，因而即便军统特务间有亲疏之分，但还没有谁敢正大光明地拉帮结派，可等戴笠一死，军统内部再也没有一个人有戴笠的“魄力”，统管军统，军统自此也开始拉帮结派走向分裂，走了下坡路，但这并不能阻挡内部的争权夺利。
后来沈醉弃暗投明，得以沐浴新中国自由的阳光，着实算是明智之人，沈醉晚年勤于著述，他将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和遇到的事情，基本都写了下来。在沈醉的回忆录里，他直言自己在做特务的时候，最害怕见三个人，分别是柯漱芳，蒋介石和钱大钧。
生日那天，尽管郑介民不在南京，我一早还是赶到他的家里。郑太太穿着一身紫红色的天鹅绒旗袍，满面春风地迎上来说：“沈处长啊，多亏你帮忙，你看你手下的人把这寿堂装饰得多好啊！”我环顾一下四周，说：“哎！哪里是我派他们来的？这都是郑先生平时待他们好，他们自己主动来效劳的。
我们能猜出的事情，他同学蒋经国的特务们也能猜得出，所以有些话，我们只能说得模模糊糊，比如吴敬中与沈醉三十多年后再香港重逢，他们的接头暗号是什么、二人的任务是什么，只能展开天马行空的联想，却不能一口咬定就是事情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