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1950年、1951年这两年梁漱溟思考中的种种曲折，正是欲通过细致进入这些曲折、细致厘清其所以曲折，一方面正面呈现这些曲折中包蕴的思想、理论、历史理解意涵，另一方面也想通过对这些开显出的思想、理论意涵对现代中国革命理解所具有意义的定位，指出:我们现在通行的很多关于中国共产革命的流行解释，实会妨碍我们对中国共产革命这一充满着呕心沥血精思、苦试的丰富历史的真正进入与掌握，当然也就妨碍我们对中国共产革命中丰富的思考、实践经验的真正理解、把握、评估，当然也就更谈不上把这些经验发展为它本该成为的——我们知识、思想、实践可以不断回到其中去漂洗、辩证、打磨、淬炼的——经验和思想的资源田野。
梁漱溟被称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后一位大儒，这位生于前清，成名于民国，为共和国效力三十九载的老人一生堪称传奇，梁家的祖上可以追溯到元世祖忽必烈，其先祖是忽必烈的第六子，传至清朝时整个家族已经完全汉化，从嘉庆年间梁家几代人都为官，这也让梁漱溟接受了良好的国学教育，
我现在要补写的是毛泽东晚年关于梁漱溟的一段批示，这个批示笔者在撰写上述书文时尚未发现，虽然只是点了一下梁漱溟的名字，却很能说明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直至晚年——逝世前一年多，在他的思想宝库中，仍然闪烁着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思想的光芒。
梁漱溟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他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很多人对梁漱溟的了解是通过他干过的一件事，通过这件事，使人们见识了他那耿直倔强、直来直去、不吐不快的性格。这件事就是他当年与毛泽东之间的那次著名的争吵。
1986年秋，毛主席已经辞世10年了，93高龄的梁漱溟在接受别人采访时，回忆起他和主席1953年的那次争吵，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当时我的态度很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害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其实，从“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个方面来说，古往今来，甚至古今中外，都没有能比毛主席更有发言权，堪称千古一人，无人能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