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1950年、1951年这两年梁漱溟思考中的种种曲折,正是欲通过细致进入这些曲折、细致厘清其所以曲折,一方面正面呈现这些曲折中包蕴的思想、理论、历史理解意涵,另一方面也想通过对这些开显出的思想、理论意涵对现代中国革命理解所具有意义的定位,指出:我们现在通行的很多关于中国共产革命的流行解释,实会妨碍我们对中国共产革命这一充满着呕心沥血精思、苦试的丰富历史的真正进入与掌握,当然也就妨碍我们对中国共产革命中丰富的思考、实践经验的真正理解、把握、评估,当然也就更谈不上把这些经验发展为它本该成为的——我们知识、思想、实践可以不断回到其中去漂洗、辩证、打磨、淬炼的——经验和思想的资源田野。
梁漱溟被称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后一位大儒,这位生于前清,成名于民国,为共和国效力三十九载的老人一生堪称传奇,梁家的祖上可以追溯到元世祖忽必烈,其先祖是忽必烈的第六子,传至清朝时整个家族已经完全汉化,从嘉庆年间梁家几代人都为官,这也让梁漱溟接受了良好的国学教育,
我现在要补写的是毛泽东晚年关于梁漱溟的一段批示,这个批示笔者在撰写上述书文时尚未发现,虽然只是点了一下梁漱溟的名字,却很能说明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直至晚年——逝世前一年多,在他的思想宝库中,仍然闪烁着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思想的光芒。
梁漱溟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他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很多人对梁漱溟的了解是通过他干过的一件事,通过这件事,使人们见识了他那耿直倔强、直来直去、不吐不快的性格。这件事就是他当年与毛泽东之间的那次著名的争吵。
1986年秋,毛主席已经辞世10年了,93高龄的梁漱溟在接受别人采访时,回忆起他和主席1953年的那次争吵,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当时我的态度很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害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其实,从“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个方面来说,古往今来,甚至古今中外,都没有能比毛主席更有发言权,堪称千古一人,无人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