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共和国度过了它的第一个世纪，正进入第二个、也就是我们说的‘土耳其世纪’。”去年此时，埃尔多安和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公布了名为“土耳其世纪”的国家愿景，宣称土耳其第二个百年的目标，是要给全世界带来一场“民主、发展、和平与福利的革命”，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和外交等领域成为世界十大国家之一。
帕慕克的小说都有着浓厚的政治与历史主题，作为爱情小说的《纯真博物馆》也不例外，它完全可以解读为一个由西化生活方式带来的冲击所形成的生活碎片的故事。但是，吸引着世界各地读者前往位于伊斯坦布尔的纯真博物馆去参观的，却只是书中凯末尔与芙颂的爱情故事。
74岁的土耳其政治家凯末尔·克勒奇达尔奥卢的办公桌上一直立着一幅装裱起来的报纸卡通画。画中的他脚踩凉鞋，身挂披肩，酷似印度国父“圣雄甘地”，正径直走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义！”画中的克勒奇达尔奥卢大声呼喊着。对面埃尔多安的身形在漫画家笔下变得矮小，一脸惊恐。
现代国家具有很强的主体建构性特征，原因在于它并非通过血缘或地缘的自然关系纽带组成，而是基于特定的制度性安排，将一定区域内的人民整合为共享制度安排的统一共同体。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既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基础与前提，也是现代国家维系和繁荣的保障。
Imperial Resilience: The Great War’s End， Ottoman’s Longevity， and Incidental Nations， by Hasan Kayalı，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October 2021， 272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