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海燕（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汉代厚葬风气日炽，“起冢茔，立碑颂”（《后汉书·崔骃列传》）以彰孝道的思想和行为，推动着墓碑刻文的发展和繁荣。因着墓碑刻文以颂德为主，故《诗经》中一些颂诗便成为模拟的对象。
泰山岱庙，一走进当年的乾隆行宫东御座，一块被精心展藏的石碑，就映入眼帘。导游说，“这块碑我们在小学课本里都见过，一定不能错过，它就是李斯碑。”（穿过东御座，精心展藏的《泰山刻石》映入眼帘。石念军 摄）的确，这块碑不应该被错过，虽然错过之事时有发生。
魏晋时期的书法，主要分为“碑”、“帖”两类，“帖学”主要指书法界的墨迹真笔，而“碑学”则是刻在石板的字体，由于纸张容易腐烂、破损，目前市面上的古代法帖，以碑刻居多，根据王筠记载，最早期的石碑有3种用途，分别是宫中之碑、祠庙之碑、墓冢之碑，其中墓冢之碑比较常见。
戚继光从福建总兵任上被调往蓟镇，镇守边关，曾登临鹫峰山，并留下《舍身歌》二首，后勒石纪念。1981年，河北学者张志广在鹫峰山舍身台发现出土了戚继光手书《舍身歌》的石碑，碑文下款署有“特进光禄大夫左都督总理蓟镇、定远 戚继光”，由此断定此为戚继光遗存下来的真迹，弥足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