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es， J.， & Kaufman， E. Second track/citizens’ diplomacy: An overview. Second track/citizens’ diplomacy: Concepts and techniques for conflict transformatio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3.pp.1–12.
2021年5月3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1807年，“公共关系”一词首次出现在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国会演说。1904年，“公共关系之父”艾维·李与资深记者乔治·帕克一起，创立了美国第三家宣传事务顾问所，坚持自己的信念开展公众工作，使他的公司成为公共关系公司的前身，公共关系从此进入了职业化时期。
国际传播共同体概念就是在重构国际传播秩序背景下，立足于批判西方现实主义国际传播理论立场，进行有中国特色的建构主义知识和话语重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传播领域具体实践的体现，是新时代有关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莆田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在人类传播理论中，大众传播理论是关注的较多的。大众传媒出现早期，“枪弹论”一直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随着拉扎斯菲尔德进行了伊里县的调查研究，证明了媒体并非完全起着“强效果”的功能。
如果将大众传播媒体简单地定义为原则上所有人都可以进入的信息传播场域〔1〕，那么自从有了这种场域——早期为印刷品，后来增加了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体，今天则有了如电脑、手机等为载体的互联网新媒体——人们关于社会、历史和自然世界的信息和知识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这种媒体。
12月25日至26日，由中国外文局、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主办，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承办的第八届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在成都举行。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会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副主任郭卫民应邀出席研讨会并作主题发言。
作者：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史安斌；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讲师 盛阳内容提要：2016年以来，世界进入“新全球化时代”，原有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架构已经无法充分含括和解析全球社会与文化之变局。
第一层含义是“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第二层含义一种媒介是另一种媒介的内容。
社交媒体改变了公共舆论的形态，情感在其中的意义凸显。灾难事件唤起的跨越国家的同情塑造了人们对于难民政策的看法，仇恨和愤怒日益深刻地介入国际政治和国际舆论之中，愤怒的网民通过社交媒体发表言论影响公共政策，社交媒体时代的人们似乎更容易被情感所左右，情感既连接了不同群体，也造成了群体之间的割裂。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重要部署，为公共关系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任务。现代公共关系作为一种新型的管理和传播学说，随着实行改革开放的步伐进入中国已有40年，并深入地参与到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
第一章 公共关系概述 了解公共关系的含义，公共关系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公共关系的功能、特征和历史演变过程。 理解公共关系的三要素、公共关系的基本问题、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和公共关系的职能。 掌握公共关系的基本脉络和框架。
作者：李彦雯（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来源：《青年记者》2024年第12期导 读：澳大利亚学者布伦斯提出的“望门”概念可被看作公众为谋求新闻公共价值找到的一个行动支点，是理解和研究数字时代公共参与机制和公共领域构造的重要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