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我在北大发起筹备成立中国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1998年6月中旬，我冒昧前往季羡林在朗润园的住所登门求教。秘书开门请我进去，只见季先生正坐在客厅里，我主动说明了来由。季先生不以为忤，与我畅谈起来。临别时，季先生答应为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题词，支持我的工作。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他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笑容，却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1948年12月中旬，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的纪念日。
回忆陈寅恪先生 别人奇怪，我自己也奇怪：我写了这样多的回忆师友的文章，独独遗漏了陈寅恪先生。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对我来说，这是事出有因，查亦有据的。我一直到今天还经常读陈先生的文章，而且协助出版社出先生的全集。我当然会时时想到寅恪先生的。
记张岱年先生 我认识张岱年先生，已有将近七十年的历史了。20世纪30年代初，我在清华念书，他在那里教书。但是，由于行当不同，因而没有相识的机会。只是不时读到他用张季同这个名字发表的文章，在我脑海里留下了一个年轻有为的学者的印象，一留就是二十年。
他曾是个贪玩的孩子，上课不是画小人就是玩石子；他酷爱看“闲书”，一部《彭公案》看了40多遍，家里没有点灯，晚上就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看，一看就是大半宿。谁能想到，这个贪玩、不爱学习的孩子，是日后国际著名的东方学大师。
【学林新语】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赵元任、钱玄同、汪怡、黎锦熙、刘半农、林语堂等在北京办了个“数人会”，取意《切韵》序里的一句话“吾辈数人定则定矣”。后来刘半农去世，赵元任撰挽联曰：“十载唱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个叫我如何不想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