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读懂了《红楼梦》，没有采取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办法，也没有搞一场新的文字狱。他看出作者们早已经作古——象写《春秋》的孔丘，象写《离骚》的屈原，象写《史记》的司马迁，都是一批明末清初的高级文官武将，都是秉笔直书的“史官”，一批对中华民族很负责任的政治家军事家、历史学家、文学家与宫廷档案学家，书中流露着对亡明的悼念与批评，也显示了对清初失政的怨愤与不满，但最后归结为承认历史的进步，维护国家与民族的团结与统一，令人可敬、可叹、可佩、可悯。
自上一次在哈尔滨召开《红楼梦》研讨会以来的十年中，中国拍摄了《红楼梦》的电视剧和电影，出现了许多新版本，以及《红楼梦》的续作，《红楼梦学刊》出版发行了17年，一直维持着相当的订数，这是一个奇迹，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