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读懂了《红楼梦》,没有采取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办法,也没有搞一场新的文字狱。他看出作者们早已经作古——象写《春秋》的孔丘,象写《离骚》的屈原,象写《史记》的司马迁,都是一批明末清初的高级文官武将,都是秉笔直书的“史官”,一批对中华民族很负责任的政治家军事家、历史学家、文学家与宫廷档案学家,书中流露着对亡明的悼念与批评,也显示了对清初失政的怨愤与不满,但最后归结为承认历史的进步,维护国家与民族的团结与统一,令人可敬、可叹、可佩、可悯。
自上一次在哈尔滨召开《红楼梦》研讨会以来的十年中,中国拍摄了《红楼梦》的电视剧和电影,出现了许多新版本,以及《红楼梦》的续作,《红楼梦学刊》出版发行了17年,一直维持着相当的订数,这是一个奇迹,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