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后，德国如何面对自己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道德责任，成为全民必须直面并忏悔的难题。其中需要德国的知识分子与人文学者回答的是:在二十世纪的政治灾难中，应该如何看待十九世纪德国所选择的发展方式，普鲁士国家传统与俾斯麦打造的国家，是否需要为后面的人道主义灾难负责?
1914年7月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变革开始阶段的结束。与18世纪中叶以来的其他大规模战争一样，它的蔓延无法预测，破坏（有时甚至摧毁）了政治秩序，加速了多变的思想的传播。在这一过程中，与过去的许多战争一样，它也促进了新宪法的传播，只是方式截然不同，规模也史无前例。
“带路吧，去下一间威士忌酒吧。哦，别问为什么。哦，别问为什么。”（Well, show me the way To the next whisky bar. Oh, don't ask why .Oh, don't ask why.
引子1：一名士兵1914年10月，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后的第三个月，一名来自奥地利维也纳的街头流浪汉在经过德军3个月的军事训练后走向了战场，他之所以来到德国参军，是因为作为一名德意志人，他受够了维也纳的种族宽容政策，他无法接受和斯拉夫人、犹太人并肩作战。
历史是偶然性与必然性交织而成的艺术，长期以来作为“西方”的他者的德意志民族，自从拿破仑战争之后，就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取得对欧洲文化与精神上的领导权，但是没有人预想到德国以国家社会主义、集中营彻底毁灭了他们曾经哺育并仰望过的欧洲，而在此基础上的反思与忏悔则显得格外痛苦。
德国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战败国，现在常见的观点认为是一战结束后协约国在巴黎和会上强迫德国接受的《凡尔赛条约》对德国过于苛刻，使德国国内民不聊生，最终促成了纳粹党的崛起，使德国又走上了发动二战的不归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