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是文明史，血泪史、也是斗争史。有许多强盛的王朝因为存在“朋党之争”，结果导致了王朝的衰落乃至灭亡，东汉有“党锢之祸”，唐朝有“牛李党争”，北宋有“新旧党争”，明朝的“朋党之争”更是“五花八门”，这些党争都是本着一己私利，而不顾国家利益，虽然他们相争的原因各有不同，结果也不同，但对朝廷的打击和影响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加速了王朝的衰退与没落。
唐朝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值得人铭记的朝代之一，绝不仅仅只是因为它所呈现出来的繁华盛世，如科举制度这种改变了后世千年选人制度的创举才更应该是主要原因。科举制度极大改变了中国封建王朝之前选官制度的弊端，不仅对唐朝来说影响巨大，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大唐灭国，起于安史之乱、朋党之争、藩镇割据、宦官之祸等等一系列事件。尤其是起源于唐宪宗，到唐宣宗时才结束，长达四十多年的“牛李党争”，更是从内部直接给大唐帝国敲响了丧钟。 自此后，所有的皇帝都不喜欢大臣结朋党，而且朋党也成为大臣们唯恐避之不及的一项口实。
“朋党”之争对北宋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新旧党争，争的是什么？为何北宋的朋党屡禁不绝？激化的党争之下，朝野之上受害最大的又是谁？在新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中，这些问题都能找到答案。《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是一部北宋党争研究的经典之作。
朋党，是中国古代社会引人注目的突出政治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史同时也是一部朋党史。就整体和宏观的视野而言，朋党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的产物，朋党和人们熟悉的政治集团、宗派、帮派、山头、团伙、圈子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区别，大多数党争是权力之争，利益之争，意气之争，中国历史上因变法改革而导致的党争，如吴起、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以及清末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和一般意义上的党争大相径庭，应加以区别。
《左传·桓公二年》记载鲁大夫臧哀伯谏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腐败导致王朝衰亡，严重的腐败导致王朝速亡，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铁律。《墨子·辞过》言:“俭节则昌，淫佚则亡。”《韩非子·十过》言:“以俭得之，以奢失之。”唐代大诗人李商隐在其《咏史》中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近段时间，正临习摩崖石刻《杨淮表记》，喜其古拙奇肆，极尽开张纵逸的野趣。《杨淮表记》全文173字，却通篇充斥着大量的官职、官名、官位等内容，似乎没有官职、官位的加持，无以证明碑主杨淮、杨弼兄弟俩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