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在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

1947年在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左起：李政道、杨振宁、朱光亚）
1947年深秋，密执安大学物理系研究生院的走廊里，一张黑白照片定格了三位年轻的中国学子：李政道、杨振宁和朱光亚。这三位来自战火纷飞的中国的物理学子，在美国相遇，共同追逐着物理学梦想。
他们都出身于民国时期的精英教育体系。杨振宁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系，朱光亚194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而年轻的李政道则是1946年从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毕业。
密执安大学物理系在当时是美国顶尖的物理研究机构之一。这里不仅有先进的实验设备，更汇聚了一批世界级的物理学家。在这里学习的中国留学生，除了这三位，还有后来在高能物理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王淦昌等人。
战后的美国物理界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曼哈顿计划的成功，让美国政府意识到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大量资金被投入到各大高校的物理研究中，为这些年轻的科学家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环境。
在密执安大学，三位年轻人各有所长。杨振宁专注于统计力学和场论研究，李政道对粒子物理特别感兴趣，而朱光亚则在核物理方面展现出独特的才华。他们经常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探讨物理问题，互相切磋。
194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这三位科学家面临人生的重要抉择。朱光亚选择回国，投身祖国的科学事业。杨振宁和李政道则决定留在美国继续他们的研究工作。
1947年的那张照片，记录下了他们青春时期共同追求科学真理的美好时光。三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虽然后来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他们对物理学的热爱和追求卓越的精神是相同的。
1950年代初期，杨振宁和李政道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开始了他们的研究工作。这个时期的物理学界正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问题
1956年，他们合作提出了＂宇称不守恒＂理论，并得到了吴健雄教授实验的证实。这个发现颠覆了物理学界长期以来认为自然界左右对称的观点，为物理学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
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因这一发现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华人科学家首次获得诺贝尔奖，在国际物理学界引起巨大轰动。
获奖后，杨振宁继续在理论物理领域深耕。他提出了Yang-Mills规范场论，这个理论后来成为现代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基础。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超过了宇称不守恒的发现，影响了整个物理学的发展方向。
1960年代，杨振宁又提出了Yang-Baxter方程。这个方程不仅在物理学中有重要应用，还在数学和统计力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李政道在获奖后主要致力于粒子物理和核物理研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自己的研究团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物理学家。
与此同时，回国的朱光亚投身于中国的核武器研究事业。他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成为中国核物理研究的重要科学家。
1964年，中国成功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朱光亚作为核武器研制的重要成员，为中国的国防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三十年间，三位科学家在不同的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就。杨振宁的理论工作影响了全球物理学的发展，他提出的理论帮助多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
李政道在粒子物理领域继续进行研究，虽然没有再获得诺贝尔奖级别的突破，但他的工作对该领域仍有重要贡献。他还积极推动中美科技交流，为两国科技合作做出了贡献。
朱光亚则在中国的国防科技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不仅参与了核武器的研制，还为中国的核能和平利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0年代，中国科技界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的科研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
杨振宁在这个时期开始频繁访问中国，为中国物理学的发展提供建议和帮助。1984年，他参与创建了中国科学院高等科学研究中心，这成为中国理论物理研究的重要基地。
1990年代后期，杨振宁正式回到中国。他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不收取任何薪酬，致力于提升中国物理学教育水平。
在他的影响下，清华大学物理系引进了多位海外优秀人才。他还推动成立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这个机构后来成为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平台。
杨振宁特别重视基础研究。他多次建议中国应该把科研重点放在半导体等实用领域，而不是盲目追求大型科研项目。这些建议对中国科技发展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南开大学，杨振宁帮助建立了物理研究室。这个研究室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物理学人才，为中国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朱光亚在这一时期继续为中国科技发展服务。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推动了多个重要科研项目的实施。他还积极促进中国的和平利用核能事业。